除了尚書，先秦之際多(duo)有“虞夏(xia)商周(zhou)”的(de)表述，即將虞朝與夏(xia)商周(zhou)并列論述，比如《國語(yu)》記(ji)載(zai)“夫成天(tian)地之大功者，其子孫未嘗不章，虞、夏(xia)、商、周(zhou)是(shi)也”等。
如此種種，無不(bu)表明(ming)虞朝(chao)才是(shi)中國第一王朝(chao)！但問題是(shi)，史(shi)記(ji)不(bu)談虞朝(chao)，近代以來西方(fang)更是(shi)否定夏朝(chao)，否定尚(shang)書對(dui)虞夏記(ji)載的可信(xin)度(du)等，那(nei)么虞朝(chao)到底存(cun)不(bu)存(cun)在呢？對(dui)此，近些年的考古(gu)取得重大發(fa)現，印(yin)證了(le)又一歷史(shi)。
上(shang)世紀(ji)80年代左右，在(zai)山西臨汾襄汾，考古(gu)發現“”，距今(jin)4300—3900年。該遺址普遍被稱(cheng)為“堯都平陽(yang)”、“最早的中國”等，是(shi)一個(ge)沒有爭議的、禮樂制度相當(dang)完備的王(wang)權(quan)都城(cheng)。但近年來新(xin)的考古(gu)發現，比(bi)如以(yi)下三點，讓人可(ke)以(yi)看(kan)到一個(ge)比(bi)夏朝更早的王(wang)朝。
首先，在山(shan)西臨汾、襄(xiang)汾、侯馬(ma)、曲沃、翼城(cheng)(cheng)、絳(jiang)縣等，發現(xian)陶寺(si)類型的(de)遺(yi)址(zhi)75處(chu)，規模多在10萬(wan)平(ping)方米以上，其中陶寺(si)遺(yi)址(zhi)已(yi)達300萬(wan)平(ping)方米，是毋庸置疑(yi)的(de)都城(cheng)(cheng)。因此，陶寺(si)王權統治范圍很(hen)廣，且下轄多個城(cheng)(cheng)邑！
其次(ci)，位于臨汾侯馬市(shi)到陶寺遺址的(de)途中(zhong)，考古發現(xian)只有千平的(de)“周(zhou)莊(zhuang)遺址”。該遺址非常奇特，就是不具備生產功能，但垃(la)圾坑里(li)出土的(de)做飯器(qi)具卻特別(bie)多！學者何駑推測應是“驛(yi)站”，負責迎來送往，流動人口很多，常住人口很少。
因(yin)此(ci)，周莊遺址應(ying)是中(zhong)國迄(qi)今考古發現的(de)第一驛站，背(bei)后說明陶(tao)寺(si)王(wang)權不僅已有中(zhong)央與(yu)地方關系，而(er)且說明當(dang)時中(zhong)央與(yu)地方往來頻(pin)繁。
第三(san)，前幾(ji)年調(diao)查發現，以陶寺遺(yi)址(zhi)(zhi)為中心，汾河以東、塔兒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(fang)公里(li)范圍內，南北存在兩大(da)遺(yi)址(zhi)(zhi)群(qun)對陶寺遺(yi)址(zhi)(zhi)形成了拱衛之勢，其(qi)中周家莊(zhuang)遺(yi)址(zhi)(zhi)聚(ju)落主體近300萬平方(fang)米。更重要的是(shi)，遺(yi)址(zhi)(zhi)群(qun)中的超大(da)型遺(yi)址(zhi)(zhi)（猶(you)如如今省(sheng)城），并(bing)非逐漸壯大(da)的，而是(shi)一(yi)出現就是(shi)超大(da)型的中心聚(ju)落。
因此，陶寺王(wang)權的京畿(ji)地區力量非(fei)常強大(da)，且有(you)著明確的規劃。周禮記(ji)(ji)載“九服之邦國，方(fang)千(qian)里曰王(wang)畿(ji)”等，陶寺王(wang)權印證(zheng)了(le)這(zhe)一記(ji)(ji)載。那么，如此強大(da)的一個中心(xin)王(wang)權，外圍焉能(neng)沒有(you)大(da)量臣服或依附的部(bu)落或諸侯國？
更為重要的是(shi)，陶寺遺址(zhi)還出(chu)土了一(yi)把圭尺(chi)，可以(yi)證明當時(shi)已(yi)有“中央之國(guo)”——中國(guo)的概念，結合上述(shu)考(kao)古發現，陶寺王權自然就(jiu)是(shi)統御多個諸(zhu)侯或部落的王朝。
2002年，在陶寺遺址王族(zu)墓地中(zhong)，出(chu)土(tu)了一把“木(mu)胎漆(qi)繪圭尺”，其中(zhong)第11格(ge)刻(ke)度(du)非常突出(chu)，從頭端到此刻(ke)度(du)39.9厘米(mi)。中(zhong)國社科院研究員(yuan)何駑指出(chu)：按照(zhao)一尺25厘米(mi)計算，39.9厘米(mi)的長度(du)，說明第11格(ge)刻(ke)度(du)的長度(du)近乎1.6尺。
巧(qiao)的是，中國古代對(dui)“地(di)中”的標(biao)準，是以(yi)夏至正午日影長度衡量，周禮記(ji)載是“日至之(zhi)景，尺有五(wu)寸(cun)，謂(wei)之(zhi)地(di)中”，周髀算經記(ji)載是“夏至之(zhi)日日晷一尺六寸(cun)”，清(qing)華(hua)簡中有上甲(jia)(jia)微“測影追中”，將之(zhi)定在了(le)一尺五(wu)寸(cun)的嵩山。可(ke)見，商(shang)族先公上甲(jia)(jia)微之(zhi)前，地(di)中標(biao)準是“一尺六寸(cun)”，而這恰好符合陶寺遺址的影長。
因此，陶(tao)寺出土的這把圭(gui)尺，上面特別的第(di)11格刻度(du)，不是無緣無故的突出，背后(hou)代表陶(tao)寺王權認為自己身處“地之中(zhong)央(yang)”。由于陶(tao)寺早已進入國(guo)家階段，而當“地中(zhong)”與“國(guo)家”結合，就必然產(chan)生(sheng)“中(zhong)國(guo)”——“中(zhong)央(yang)之國(guo)”的概念！
既然陶寺王(wang)權(quan)已是“中國”，那(nei)么以(yi)上述考古(gu)發現來看，必然不可(ke)能只控制陶寺遺(yi)址與周圍兩座遺(yi)址群，勢力或影響(xiang)力必然還會(hui)(hui)向外擴展，由(you)此就(jiu)會(hui)(hui)形成一個以(yi)陶寺王(wang)權(quan)為(wei)核心的(de)(de)持(chi)續數(shu)百年的(de)(de)王(wang)朝。以(yi)史書記載來看，極有(you)可(ke)能就(jiu)是虞(yu)朝。
關于(yu)本文(wen)話題，還(huan)有三點值得一談：
首先，陶寺遺址展(zhan)現的(de)(de)(de)王(wang)朝(chao)，到(dao)底是(shi)(shi)不是(shi)(shi)史書(shu)中(zhong)的(de)(de)(de)虞朝(chao)，還不能(neng)武斷的(de)(de)(de)下(xia)結(jie)論，但可以看(kan)到(dao)的(de)(de)(de)是(shi)(shi)，夏朝(chao)不是(shi)(shi)中(zhong)國第一個王(wang)朝(chao)。
其次，陶(tao)寺遺(yi)址中晚(wan)期出現重(zhong)大變故(gu)，政(zheng)權(quan)被外(wai)來勢(shi)力顛(dian)覆，而這(zhe)一段時期，恰好是帝(di)舜與夏禹交替時代，政(zheng)局(ju)處于動蕩之(zhi)中。
第(di)三，盡管陶寺遺(yi)址還存在諸多謎團，但卻(que)又暗合(he)尚書等對這一時期的記(ji)載，因此西方否定尚書與堯舜禹夏歷史顯然過于武(wu)斷。
參考資料：《》、《》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