孝義(yi)西關部分(fen)出(chu)土器物組合(he)。
在華夏大(da)(da)(da)地(di)(di)的(de)(de)歷(li)史(shi)長河中，山西始(shi)終扮演著(zhu)舉足輕重(zhong)的(de)(de)角色。它不(bu)(bu)僅是(shi)中華民族的(de)(de)重(zhong)要(yao)(yao)發(fa)祥地(di)(di)之(zhi)一(yi)(yi)，更(geng)是(shi)歷(li)史(shi)文(wen)(wen)化的(de)(de)巨大(da)(da)(da)寶庫，承載著(zhu)無數的(de)(de)文(wen)(wen)明記憶。近日(ri)，2024年度山西考(kao)(kao)古(gu)(gu)項目匯報會暨第(di)五屆山西考(kao)(kao)古(gu)(gu)新發(fa)現論壇召開(kai)，六大(da)(da)(da)考(kao)(kao)古(gu)(gu)新發(fa)現震撼揭曉：晉城市(shi)(shi)沁(qin)水縣八里坪新石(shi)(shi)器(qi)時代遺(yi)(yi)址、大(da)(da)(da)同(tong)(tong)市(shi)(shi)云州(zhou)區(qu)(qu)吉家莊新石(shi)(shi)器(qi)時代遺(yi)(yi)址、晉中市(shi)(shi)昔陽縣鐘村夏商墓(mu)地(di)(di)、呂梁孝義市(shi)(shi)西關東周及兩(liang)漢墓(mu)地(di)(di)、大(da)(da)(da)同(tong)(tong)市(shi)(shi)平(ping)城區(qu)(qu)文(wen)(wen)瀛南路北(bei)魏(wei)墓(mu)地(di)(di)、長治市(shi)(shi)潞(lu)州(zhou)區(qu)(qu)陳村宋金墓(mu)地(di)(di)。這些發(fa)現涵蓋了(le)從(cong)新石(shi)(shi)器(qi)時代到宋金時期的(de)(de)漫長歷(li)史(shi)跨度，為研究(jiu)不(bu)(bu)同(tong)(tong)歷(li)史(shi)時期山西地(di)(di)區(qu)(qu)的(de)(de)文(wen)(wen)化交(jiao)流、聚落布局、社會發(fa)展(zhan)等方面(mian)提供(gong)了(le)珍貴(gui)的(de)(de)實物資料和重(zhong)要(yao)(yao)線索。它們如同(tong)(tong)一(yi)(yi)把把鑰(yao)匙，打開(kai)了(le)通往不(bu)(bu)同(tong)(tong)歷(li)史(shi)時期的(de)(de)大(da)(da)(da)門，讓(rang)我們得以一(yi)(yi)窺那(nei)些被歲(sui)月塵封(feng)的(de)(de)秘密。
黃土丘陵上的史前樞紐
八里坪遺址位于晉城市沁水縣鄭莊鎮八里村與廟坡村之間，地處沁河東岸臺地上，分布面積約100萬平方米。該遺址于1982年文物普查時被發現。2020年，八里坪遺址被列入“考古中國·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”項目，自此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開始對其進行系統調查、鉆探與發掘。
2024年，考古人員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繼續發掘，成功確認一座完整的廟底溝文化二期晚期建筑基址，面積近760平方米。基址呈排房形式，有回廊環繞，還附屬石構排水渠等設施。現場出土的領玉環、玉璧等高等級遺物，彰顯其特殊地位。通過解剖，明確了建筑的營建過程，先填夯基槽、開挖排水渠，再設柱礎石，最后以紅褐色土覆蓋，形成獨特裝飾效果。中、內壕溝內的核心區，功能類似陶寺宮城，證實八里坪遺址存在同時期“宮殿”建筑。
除建筑基址外，考古成果豐碩。在東南部清理出龍山晚期陶窯和處理殘次品的袋形坑，聚落功能區發生重大轉變。浮選發現炭化水稻，結合黍米、粟米，表明當時掌握了旱作農業技術；動物骨骼檢測證實已飼養黃牛、豬、羊；燧石制品及動植物考古證據顯示，狩獵采集經濟占據重要地位。此外，出土的玉石器原料、玉器等，見證了當時玉器制作技術的發展，10座墓葬中部分個體具有外地人群特征，推測與海岱地區龍山文化人群遷移有關。
項目負責人趙輝表(biao)示，八里(li)坪遺址獨(du)特的地理(li)位置使其成為(wei)多(duo)元(yuan)(yuan)文(wen)(wen)化交流樞紐。制陶工藝研究表(biao)明，這里(li)既受東方先進(jin)文(wen)(wen)化影響，又與周邊地區(qu)(qu)文(wen)(wen)化密切互動(dong)。此次發掘實證(zheng)了(le)(le)黃土高原東南(nan)部在4300年前的古(gu)國時代(dai)，崛起了(le)(le)區(qu)(qu)域核(he)心聚(ju)落，多(duo)元(yuan)(yuan)文(wen)(wen)化在此匯聚(ju)融合(he)，生動(dong)展現(xian)了(le)(le)晉東南(nan)地區(qu)(qu)文(wen)(wen)明演化的進(jin)程(cheng)。
喚醒桑干河的史前文明
吉家莊遺址位于大同市云州區，面積約100萬平方米，是大同地區已知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。遺址北鄰桑干河，南依殿山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研究史前人類活動的理想之地。自2017年起，考古工作者多次在此發掘，今年的發掘更是收獲頗豐。
2024年，考古隊在遺址東西兩區共清理遺跡212處，出土小件文物1600余件。此次發掘將吉家莊遺址的文化序列清晰劃分為仰韶晚期與龍山晚期。西區的仰韶晚期遺跡出土的夾砂紅陶罐等殘片，與內蒙古海生不浪文化相似，證明桑干河流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是文化交融的樞紐。而龍山文化遺存則是本次發掘的重點，小型墓地中出土的玉鉞，標志著當時社會已出現階層分化。此外，以陶窯生產為核心的手工業作坊區的發現，揭示了龍山時期跨區域的技術交流與社會分工。
“每一次發掘，都像是與古人對話。”發掘執行領隊、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郭夢雨感慨道。吉家莊遺址的發掘不僅是對歷史的探尋，更是對人類智慧的致敬。浮選標本中粟、黍的發現，勾勒出先民以粟作農業為主的生業模式，也為研究史前人地關系提供了珍貴樣本。
此(ci)次(ci)考(kao)(kao)古還承擔著育(yu)人的使命。山西大學(xue)考(kao)(kao)古文(wen)博學(xue)院2022級(ji)本科(ke)生在此(ci)次(ci)發(fa)掘(jue)中(zhong)完成了田野教學(xue)實習(xi)，將課(ke)堂知識(shi)與實踐相(xiang)結合。他們(men)不僅學(xue)會了考(kao)(kao)古發(fa)掘(jue)的技能，更通過向當地小學(xue)生科(ke)普考(kao)(kao)古知識(shi)，在孩子(zi)們(men)心中(zhong)播下了探(tan)尋文(wen)明(ming)的種子(zi)。
填補夏商考古空白的關鍵拼圖
鐘村墓地位于晉中市昔陽縣，是一處包含夏商至戰國時期多個墓葬的墓地。2024年，經國家文物局批準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落實“先考古、后出讓”政策，對鐘村墓地開展了系統的考古調查、發掘。
截至2024年12月，鐘村墓地共發掘墓葬13座，其中有5座夏商時期的高等級墓葬，集中分布于2000平方米范圍內。墓葬形制為近方形土坑豎穴墓，葬具為多重棺槨，有器物箱，是以男性墓主為核心的多人合葬墓，出土陶器、漆木器等50余件（套）。
夏商時期墓葬在晉東地區是第一次發現。為了探尋墓葬所在的遺址背景，發掘期間考古隊對早期調查資料進行了梳理，并對松溪河流域展開初步調查，共發現夏商時期遺存9處；同時聯合多家科研院校進行多學科合作，已開展體質人類學、碳十四測年、古DNA、同位素、朱砂、綠松石諸方面的科技檢測和文物保護工作。
“鐘村(cun)墓地(di)發現(xian)的(de)墓葬是(shi)目前夏(xia)商之際單體規模最大、級別最高的(de)墓葬，表明(ming)該(gai)地(di)點是(shi)一處受二里頭(tou)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影響，而(er)獨具地(di)方特色的(de)區域中心。該(gai)墓地(di)的(de)發現(xian)，填補(bu)了太行山(shan)西麓夏(xia)商考(kao)古(gu)的(de)空白，構建(jian)了夏(xia)商文明(ming)研究的(de)新格局。”山(shan)西省考(kao)古(gu)研究院研究員、鐘村(cun)項目負責人曹俊(jun)介紹說(shuo)。
演繹漢文化形成的歷史長卷
西關東周及兩漢墓地，位于呂梁市孝義市境內。從2023年11月至2024年7月，考古隊在這片土地上共發掘出300座春秋晚期至東漢初年的墓葬，出土銅陶玉器等珍貴文物2700余件。此次發掘成果豐碩，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的148座墓葬，多為土坑豎穴墓，葬具及人骨保存良好，頭向多朝北或朝東，出土器物組合豐富，反映出當時的生活風貌與喪葬習俗。
而西漢至東漢初年的152座墓葬，則多為帶豎井式墓道的土洞墓，墓道位置、葬具及葬式都呈現出獨特的時代特征。出土的銅器、陶器種類繁多，銅鏡、銅錢等文物更是清晰地展現了當時的工藝水平與經濟狀況。
“孝義西(xi)(xi)關墓(mu)地規模宏大，延續時間(jian)長，發掘(jue)墓(mu)葬(zang)數量眾多(duo)(duo)，在近年來(lai)的(de)(de)考古(gu)發現中實屬(shu)少見。”山西(xi)(xi)省考古(gu)研究院西(xi)(xi)關項(xiang)目負責人段(duan)雙龍介紹說，多(duo)(duo)樣的(de)(de)墓(mu)葬(zang)形(xing)(xing)制(zhi)和豐富的(de)(de)出土器(qi)物(wu)，為我(wo)們勾勒出該區(qu)域東(dong)周至兩漢時期(qi)墓(mu)葬(zang)形(xing)(xing)制(zhi)、器(qi)用制(zhi)度等葬(zang)制(zhi)葬(zang)俗的(de)(de)演變(bian)軌跡，全面展現了這(zhe)一地區(qu)東(dong)周、秦漢時期(qi)的(de)(de)歷史(shi)文(wen)化(hua)面貌，生動演繹了漢文(wen)化(hua)形(xing)(xing)成(cheng)的(de)(de)歷史(shi)圖景。同時，對于研究晉文(wen)化(hua)和三晉文(wen)化(hua)的(de)(de)北進與發展變(bian)化(hua)，以及人群(qun)、社(she)會與歷史(shi)，都有著(zhu)獨特且不可替代的(de)(de)價值。
見證北魏王朝的平城余暉
在城市建設的喧囂中，一段沉睡千年的歷史悄然蘇醒。2024年4月至11月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為配合建龍央璽房地產開發項目，在大同市平城區恒安街與文瀛南路交會口西南展開考古發掘。此次發掘成果豐碩，120座北魏墓葬中，磚室墓59座，土洞墓61座，包含3座磚構多室墓和56座單室墓。土洞墓形制多樣，有方室墓、刀把型偏室墓、梯形墓室等，共出土北魏文物587件（套）。
從出土文字來看，墓葬年代集中在北魏太和九年至二十三年，未出現其他年號，明確了墓地使用年代。墓銘磚和墓志上姓氏多樣，無同一姓氏集中現象，如M15崔寄奴墓與M138高謢墓均來自定州高陽易縣，且M157出土墓銘為高陽太守謝還香，表明該墓地地域與人群來源屬性明顯，家族性質不突出。
崔寄奴墓志的發現意義非凡。“奴”字在正名中少見，與南朝劉宋皇帝劉裕小名相同，結合附近張奴墓及白兵三奴銅鍑，推測“奴”字在北魏可能有特殊象征。墓志記載墓田位置，為探尋北魏城郭范圍提供參考，其書寫體例獨特，“后人不得妄認”的表述值得研究墓志源流。司馬元伯墓銘磚同樣引人注目。正面記載爵位、官職與史書一致，葬于太和十六年，官職多一領暉侯，有補史價值；背面墨書雖漫漶不清，但依稀可見東海公字樣，與史書記載其襲爵后被降相符，見證了北魏太和十六年的爵制改革。
該(gai)項目負(fu)責人靖曉亭(ting)表示，此次發掘不僅揭示了(le)平城地(di)區(qu)太和(he)年間遷洛前后，北(bei)魏(wei)墓葬(zang)形(xing)制及隨葬(zang)品(pin)的(de)變化，更見證(zheng)了(le)北(bei)魏(wei)王朝在平城的(de)最(zui)后輝煌，為(wei)我們打開了(le)一扇通往北(bei)魏(wei)歷史(shi)深處的(de)大門。
解讀晉東南宋金時期的社會密碼
在長治高新區翟店工業園延安北路的建設工地上，一場與歷史的邂逅正在悄然上演。2024年7月至9月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牽頭，對潞州區陳村西北部勘探發現的墓地展開發掘，9座宋金時期墓葬重見天日，為研究晉東南地區宋金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。
這9座墓葬類型豐富，有4座仿木結構壁畫墓、1座仿木結構磚雕墓、2座仿木結構磚雕壁畫墓以及2座土洞墓，出土了瓷器、陶器、銅飾、銅錢等68件精美器物。走進這些墓室，仿佛穿越到了宋金時期的建筑內部。壁面上的板門、耳室、欞窗，以及斗拱、撩檐枋、檐椽和凹槽式滴水，無不栩栩如生，展現出當時高超的建筑技藝。倒“凹”字形棺床和帶有火燒痕跡的人骨，又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。墓室壁畫更是精彩絕倫，南壁的勞作圖、散樂圖、雜劇表演，東西壁的孝行圖，北壁的李氏家族成員群像，生動描繪了宋金時期的社會生活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M1西壁的“四景車”社火圖案，極具地方特色，為研究當地民俗文化提供了獨特視角。M1、M2、M4三座墓的明確紀年——金皇統六年（公元1146年），更為這段歷史提供了精準坐標。位于北部的M8仿木結構磚雕壁畫墓也毫不遜色。它每壁面闊3間，斗拱碩大，斜拱華麗，墓室彩繪和諧明亮，次間下部的浮雕孝行圖和勞作圖，以及棺床須彌座壸門內的磚雕神獸，都彰顯著獨特的藝術魅力。
經研(yan)究，這(zhe)批墓(mu)葬應為家(jia)族墓(mu)地，排(pai)列有序(xu)，6座磚室墓(mu)保存完好，內(nei)容(rong)題(ti)材豐富。項(xiang)目負責人劉文(wen)杰表示，這(zhe)次(ci)發掘成果(guo)意義重大，不僅為我們(men)呈現(xian)了精(jing)美的隨葬器物，更補充(chong)了晉(jin)東南(nan)宋金時期喪葬習俗、家(jia)族變(bian)遷和(he)建筑藝術研(yan)究的實(shi)物資(zi)料，讓(rang)我們(men)得以(yi)一(yi)窺(kui)那個時代的社會風(feng)貌和(he)人文(wen)精(jing)神(shen)。
本報記者王荔
本欄圖片由山西省考古研(yan)究院提供
